看了严家炎同志写的《以平常心看新武侠》（《中华读书报》2000年6月28日）后，一直想写点什么，直至今日，稍有空闲，把我想写就写下吧！我为什么要写？一面是想支持严家炎同志，另一方面也想说明一下他的文章提到的一件关于我的小故事。
严家炎同志对何满子先生有关“新武侠”批评的反驳是有道理的。我认为，对“武侠小说”（无论新旧）不应用一种不加分析的态度骂倒，这不是研究和讨论问题的态度。说来话长，我小时候曾对《七侠五义》、《三侠剑》等等旧武侠很感兴趣。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，我家的看门人老李常常给我讲《三侠剑》等中的故事，到二年级时我大概可以自己看这类书了。这些武侠小说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，把人分成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。以后虽然对“什么样的人是好人”、“什么样的人是坏人”认识上有所不同，但这种把人分为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的习惯并没有变。时至今日在看电视剧时，我仍然常常习惯性的问与我一同看电视的人：“这是好人，还是坏人？”因为我看电视往往是看几分钟，想起点别的事，就去做别的事了，回来再看时就搞不清“谁是谁”了，当然也就更搞不清“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”。我想，这种分好坏的习惯大概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尽管我对“好”、“坏”的标准会有变化，甚至于有时会把“好”、“坏”弄颠倒了。其实很多学者都喜欢看武侠，听说杨振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记得在抗日战争中，我父亲用彤先生和金岳霖先生都喜欢看英文本的“侦探小说”。当时昆明市南屏街有一条专门卖美军剩余物资的集中地，其中也卖一些简装本的文学作品（称为ArmedServicesEdition），“侦探小说”是其中重要部分，我父亲常到南屏街去买这种小书，而且他常和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。我想，这类侦探小说大概和中国武侠小说差不多，常常是各种不同的群体都喜欢看的，因而我们就不应全盘否定它们的意义。
至于我和几位小朋友在1943年想去延安的直接原因不是由于看了武侠小说，而是因为看了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。那时我和余绳荪（余冠英先生之子）、游宝谟（游国恩先生之子）、曾宪洛（曾昭伦先生之侄）还有胡旭东都是十五、六岁的孩子，我们看了《西行漫记》，觉得延安很不错，就想奔向“革命圣地”延安。但是由昆明到了贵阳后就被当地的警备司令部抓住了。当然我们不敢说要去延安，说是因为对联大附中不满，想去重庆念书。可我们还带着一本《西行漫记》呢！如果这本书查出来，我们会有很大麻烦。幸好当天没有搜查我们的行李，而把我们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旁边的一间小屋里。这小屋的地板有不少缝隙，我们就把《西行漫记》撕下，一张一张由地板缝隙塞入地下了。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，后来贵州省秘书长郑道儒给我们集体训话，最后把我们遣送回昆明了。我不知道严家炎同志是听谁说我们是因看武侠小说要出走延安的，这是一个误传。我想有一种可能，也许是乐黛云教授向严家炎教授讲的。由于乐先生善于联想，这样就把我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与想去延安联系起来了。说这些是为了澄清“想去延安”这件事的实情。至于是不是看武侠小说所得到的那种分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的思想模式，在我的潜意识中对我想去延安仍有影响呢？这就没有必要去深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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